海岸觀點：

??1.從語言符號的不確定性否定“翻譯的絕對性”

??2.從語言哲學的相對真理肯定“翻譯的可能性”

??3.從語言文化角度斷定“譯詩必有所失”

??4.有所失必有所得，“可譯”與“不可譯”實謂缺一不可的整體

??在“巴別”通天塔停建后的世界里，語言的“同一性”抑或已被上帝打破，翻譯成了人類交流和文化傳播不可或缺的工具。千百年來形成的譯學傳統圍繞著翻譯的核心——理解與表達而展開，人們正是過于看重翻譯的絕對“對等”，強調譯文與原文的完美統一，故爾在可譯與不可譯之間展開無休止的爭論。而重建“翻譯”這一“通天塔”是基于這樣一個前提，即語言與文化系統之中存在某種共同的東西，語言與世界的關系基本上是同構的，但那更多的是一種理想的假設。因為語言作為一種交流的工具都是人為創造的，并且處于不斷流變之中。語言本身并沒有確定的含義，語言具有的所謂含義都是人為賦予的；更何況這種賦予是任意的，例如，西方表音文字的語音與語義之間結合的任意性就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如果說語言的不確定性是人類憑借翻譯進行溝通的第一道屏障，那么語言作為文化代碼的符號系統則是阻礙人類完全溝通與理解的最大障礙，因而從根本上否定了翻譯的絕對性。不同文化背景之間的符號系統只能在所指層面達到一定的共享，建立在絕對理解上的翻譯只能是一種難以企及1967 的夢想。美國詩人弗羅斯特早在上個世紀就發出這樣的感嘆：“詩者，譯之所失也”。他的這一論斷揭示詩歌翻譯的一個重要命題——必然會丟失掉一些東西。

??至此，跨文化絕對意義上的翻譯似乎被“解構”得讓人絕望，然而生活中總是存在著這樣的悖論——越是不可能的事情似乎越具有必要性。人類重建“通天塔”的愿望就從來不曾放棄，翻譯也已成為事關人類生存的偉大事業。對于一個譯者而言，那首不可譯的詩卻能產生最好的詩。從某個角度而言，詩歌的翻譯又是幸運的，詩歌語言的多元性和語言文化的差異性既給翻譯設置了障礙，也給譯者重建一首詩提供了廣闊的再創造空間。雖然完美的譯詩不是人的能力所能企及的，但那種不可譯的阻力反而激勵著譯者進入自由想象的境界，從某種意義上構成了與現實文化差異的一種較量，盡管這種較量常常使譯者陷入了進退維谷的苦悶、無奈與絕望中。

??如果我們承認人類理性的有限性，承認真理存在的相對性，甚至承認無限接近而永不可得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美，那么，詩歌翻譯何以不能成為一種絕望背景下的“西西弗斯”式的悲壯而勇敢的努力？至此，一種迫切的追問在我心頭涌動——詩歌翻譯在多大意義上可能？也許歷經語言學轉向、文化轉向的當代譯學理論，能為詩歌翻譯的可能性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譯事在此已被看作是一種作者、譯者、譯文讀者的三元關系，譯者、讀者不再被忽視，而是與作者平分秋色。換言之，翻譯已不再維持或再現原文的意圖，而要從“源語中心”朝“譯語中心”轉向。翻譯的過程是譯者力求在語言維度、文化維度的轉換上與源語保持高度的關聯，同時順應譯語的文化語境，對原作者意圖進行操縱性的重構，即采用靈活多樣的翻譯策略，不斷做出優化的譯文選擇，讓譯文讀者輕松地獲得作者試圖197傳達的語境效果，使譯語獲得與源語高度一致的文化效果。

??此時此刻，讓我們回到弗羅斯特的那句名言，詩歌翻譯到底“丟失”了什么，在丟失的背后又得到了什么？也許，我們真的可以換個角度看問題，有所失必有所得。我們不應將“丟失”看作是詩歌翻譯的一種缺陷，一種遺憾，而要將其看作是詩歌翻譯的一種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向度。我們應該認可并在一定意義上鼓勵詩歌翻譯過程中“有所得”的再創造。龐德的“譯作乃是新作”的翻譯實踐就是一大明證。今天，在譯學文化學派眼里，譯文的作用甚至超過了原文，影響譯語文化的詩學傳統和多元文學體系。該學派代表人物蘇珊·巴斯奈特顛覆了“原作是至高無上而神圣”的傳統譯論，尤為看重翻譯的文化意義。

??譯事難，譯詩更難！詩歌翻譯的“可譯與不可譯”實謂缺一不可的整體。如果說弗羅斯特的“詩者，譯之所失也”斷定詩歌的不可譯；那么蘇珊·巴斯奈特的“詩者，譯之非所失也；詩者，恰為譯之所得也”則為詩歌的可譯性做出完美的注解。它們從各自相反的方向時時提醒我們在從事詩歌翻譯這項“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事業中，需額外增加一分謹小慎微的細心與耐心；力求在可譯與不可譯之間尋求一種平衡，應是譯者一生面臨的最大挑戰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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