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當代文學史上，巴金是個耳熟能詳的名字，但很少有人知道，除了文學創作，翻譯也是伴隨巴金一生的事業：屠格涅夫、高爾基、迦爾洵等作家，都對巴金的文學創作及思想產生過深遠影響。巴金是在什么情況下開始了翻譯工作？又怎樣遴選他要翻譯的作品？

《巴金譯文集》出版

這些疑問即將得到解答——在巴金誕辰 115 周年之際，由巴金故居策劃、浙江文藝出版社與草鷺文化合作推出的《巴金譯文集》出版。十冊譯文精選巴金一生中的翻譯作品，其中包括屠格涅夫的《木木》《普寧與巴布林》《散文詩》，高爾基的《草原故事》《文學寫照》，迦爾洵的《紅花集》，赫爾岑的《家庭的戲劇》等，根據巴金生前親自校訂的最后版本排印。

5月18日，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思和，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子善，復旦大學教授王宏圖，巴金故居副館長周立民等專家匯聚思南文學之家，就《巴金譯文集》的策劃、編選、出版展開對話。

《巴金譯文集》新書分享與對談

用譯文去打動更多人的心

1922年，18歲的巴金根據英譯本翻譯了俄國作家迦爾洵的小說《信號》，由此開始了延續60年的翻譯工作。巴金自謙，自己既不是文學家，也不是翻譯家。他寫文章、發表作品，是因為有話要說。他對于翻譯的作品有自己的選擇：“我翻譯外國前輩的作品，也不過是想借別人的口講自己心里的話，所以我只介紹我喜歡的作品。”“別人的文章打動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譯文去打動更多人的心。”

他翻譯一本書往往根據多種版本，著名的文學史家唐弢曾評價說：巴金在譯文上用力之深、用心之苦遠勝于他自己的著作。巴金的譯文也成為后來許多著名翻譯家學習的榜樣。他也翻譯了不少自己反復閱讀的書籍。他曾讀過世界語版本的斯托姆《遲開的薔薇》，去北平看沈從文時，他又在火車上閱讀了德語版本。抗戰時，巴金住在林語堂哥哥家的隔壁，從林語堂哥哥家借來了德語版本，繼續閱讀。在這樣的基礎上，巴金才親自翻譯了《遲開的薔薇》。

“在他的翻譯作品中，有鮮明的選擇性。例如，在俄羅斯文學中，他偏愛于翻譯屠格涅夫、赫爾芩等作家的作品，而不是托爾斯泰，這和他本人的文字風格和價值取向有關。”陳思和表示。屠格涅夫和赫爾岑長期生活在法國，都是貴族，比起托爾斯泰的厚重復雜，屠格涅夫更多接近西歐文學，語言更浪漫、抒情、富有詩意，這種語言恰恰跟巴金的修養是吻合的。但在創作思想上，巴金頗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影響，在《家》《春》《秋》等作品里，可以明顯感受到托爾斯泰式的懺悔在流淌。

陳子善在現場發言

“世界文學的發展歷史，都在巴金的藏書室里”

在陳子善看來，整個世界文學的發展歷史，都在巴金的藏書室里：“巴金是個手不釋卷的人。除了和朋友一起聊天吃飯，寫作，就是讀書。他的藏書之驚人，在中國現代作家當中，能夠跟他比的，大概只有魯迅。”

陳子善認為，想要研究巴金，不僅應該讀《家》《春》《秋》《寒夜》《隨想錄》，也應該讀他的翻譯。巴金非常重視翻譯，否則他不會花那么多的時間精力在翻譯上，而是會寫更多的小說。

在王宏圖看來，盡管如今的社會已經發生變化，巴金當年花費那么多精力翻譯的作品，對于今天的青年還是有滋養作用。巴金的翻譯雖然不完美，但是參與塑造了新文學的進程，構成了中國文學傳統的一部分，也是中國新文學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

周立民認為，巴金借譯作傳達了自己的情感和信念，這是他另外一種形式的作品。“他曾說過，自己喜歡讀一些別人不肯讀或不愿意讀的書，他的翻譯也是這樣——既有大眾熟悉的屠格涅夫、高爾基，也有柏克曼、尤里·巴基、赫爾岑等別人不大特別關注的作家，這也是他的譯作之特殊價值所在。”

“經典的魅力就在于，無論何時重讀，都會被文字中蘊含的意義打動。”周立民表示，在他的求學和工作期間，曾多次讀過巴金的譯文，在編纂《巴金譯文集》重讀時，又有了新的感動，“在巴金的翻譯作品里，也隱藏著他自己生命的秘密，需要我們通過閱讀，慢慢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