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史不僅是翻譯的歷史，翻譯跨語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國家、跨學科等特征，我們要關注翻譯在譯入語語境中的接受、傳播和影響，引入不同學科的視角以審視翻譯。”

5月4日在華東政法大學舉辦的“歷史進程中的翻譯——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暨第三屆《外國語》翻譯研究高層論壇”上，《中國比較文學》主編謝天振教授希望重寫中國翻譯史，體現不盡相同的多元化面貌。

他認為翻譯史的編寫不能僅滿足于翻譯史實的簡單梳理，而應通過揭示翻譯思想理念的變遷和發展，以更好地指導如今的翻譯實踐，包括譯入與譯出。

本次論壇由上海外國語大學《外國語》編輯部主辦，來自復旦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等高校的學者共同回溯歷史，希望對翻譯學科的發展起到繼往開來、承前啟后的作用。

翻譯在一百多年以前的新文化傳播和思想解放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華東政法大學張明軍教授認為翻譯具有工具、思想和社會三大價值。沒有翻譯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五四運動是近代我國翻譯高潮之一。

《外國語》主編束定芳教授認為透過五四運動來研究翻譯的本質以及翻譯與人類進步的關系，將有助于深化與拔高翻譯學研究。啟迪中國翻譯的發展。

浙江大學許鈞教授圍繞“五四運動前后的翻譯與語言問題”展開論述，五四運動的翻譯精神就是開放和創新。他指出，在中國翻譯發展史上，五四時期是一個特殊的時期。五四運動是一場語言、文學、文化與思想層面的革命運動，其中，語言是最根本的問題。翻譯、語言、思維密不可分。中國文化要走出去，那么必須要大力發展翻譯，使得漢語這種語言走向國際，為人類文明貢獻力量與智慧。

北京外國語大學王克非教授表示，如果語言是一個承載文化信息的容器，那么正是翻譯這個跨語言的搬遷，才使得無數域外語言容器的精華，匯入了漢語容器，成為我們語言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復旦大學王建開教授從文學翻譯作為西方觀念影響近現代中國社會的媒介角度出發，以文學翻譯的作用提出問題。

在他看來文學翻譯之用不僅在革新文學傳統，更在服務社會需求。五四運動引發了文學革命，創造了又一次外國文學翻譯的高峰，還催生了中國兒童文學、偵探文學、科幻文學及中國十四行詩的產生。作為西學東漸的產物，五四前后的文學翻譯有著更為重要的社會意義，促進中國近現代社會的進步。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藍紅軍認為，翻譯思想是一定時代的思想和理念在翻譯上的體現。五四以后，中國翻譯思想開始呈現質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