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煌煌十卷本的《巴金譯文集》出版，這套書收入了巴金先生一生翻譯的經典譯作，包括屠格涅夫的《木木》《普寧與巴布林》《散文詩》、高爾基的《草原故事》《文學寫照》、迦爾洵的《紅花集》、赫爾岑的《家庭的戲劇》等作品，擴寬了讀者對巴金的認識，也引發了人們對巴金、魯迅、周作人、張愛玲等那個時代的、同時兼有翻譯家與寫作者雙重身份的作家的關注。

巴金：“譯名”為“文名”所掩

在很長一段時間，除少部分文學圈中的專業讀者和研究者外，大多數人只知巴金是大作家，卻不知他同時也是位大翻譯家。

據悉，巴金的文集有二十多卷，譯文集就占了十卷之多，數量上絕不少于一般翻譯家，何況其質量又屬上乘。巴金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和世界語。18歲那年，他就根據英譯本翻譯了俄羅斯作家迦爾洵的小說《信號》，從此開始了伴隨他整個文學創作過程的翻譯工作。

他的主要譯作集中在俄羅斯小說、傳記和回憶錄。其中有克魯泡特金《我的傳記》，赫爾岑《家庭的戲劇》和《往事與回想》；屠格涅夫的《木木》《處女地》《父與子》《普寧與巴布林》和散文詩；高爾基的《草原故事及其它》和文學回憶錄。

一貫謙虛的巴金不止一次說自己“并不精通一種外語”，“只是懂一點皮毛”，翻譯的過程對他而言就是學習的過程，他翻譯的作品都是他的“老師”，“翻譯首先是為了學習寫作”，所以他稱自己只是“試譯”。

以奧斯卡·王爾德的《快樂王子》為例，巴金和林徽因都曾做過這部書的譯者，但巴金譯文更勝一籌早已是譯界公認。細細翻看巴金的譯作你便會發現：流暢，自然，傳神，富于感情，是他所有譯文的特點，這又與他自己的文學創作風格極其相似。俄羅斯文學翻譯家草嬰曾說，巴金的譯文既傳神又忠于原文，他所譯高爾基的短篇小說至今“無人能出其右”；而翻譯家高莽則評價說，巴金的譯文“語言很美”，表現出了“原著的韻味”。

巴金不僅自己愛譯，也鼓勵他人拿起譯筆。在《巴金書信集》中，有相當部分的信是寫給包括汝龍、蕭乾、文潔若、戈寶權、查良錚、高莽和巫寧坤在內的譯者的。只有自己熱愛并從事翻譯的人才會有這樣的、對其它翻譯家的體貼和愛護。

他希望蕭乾在有生之年“多譯多寫多出書”，“不必管別人怎么說”，“把自己心靈中美好的東西貢獻出來”。蕭乾顯然沒辜負巴老的期望，晚年不僅寫了大量散文作品，還與夫人文潔若合作翻譯了西方文學中的一部“天書”天書《尤利西斯》。

巴金也勉勵過女作家楊苡，“好好譯一本書”，海明威的也好，別的也好，“不要急，一星期譯幾百、幾千字都行，再長的書也有譯完的時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細心去了解，去傳達原意”。

巴金與汝龍之間的友誼更是早已傳為佳話。汝龍原是巴金的讀者，后來成為了他的朋友。正是在巴金的啟發和鼓勵下，汝龍成了一名杰出的俄羅斯文學翻譯家和契訶夫專家。是巴金建議汝龍“要系統地介紹一位作家的作品，并建議他集中精神翻譯契訶夫”。在《巴金書信集》中，致汝龍的信有37封之多。巴老稱贊他“能用功，能苦干，能堅持”，并囑其一定要保重身體，“要爭取盡可能的多活”，“不要只譯幾本契訶夫就拼掉老命”……

其實，在中國文學翻譯界，除傅雷等赫赫有名的翻譯家，還有一條并行的翻譯家隊列存在：像巴金這樣非常特別的翻譯家。他們既是創作型的作家，同時又是成就斐然的翻譯高手。魯迅、周作人、冰心、張愛玲、梁實秋、楊絳、豐子愷等，都是這一類作家中的代表。這些真正的大家，中西貫通，他們對外文作品的譯介與自己的文學創作之路，是彼此滋養彼此成全，相得益彰的關系。通過翻譯，他們自身的創作得到了不斷地提升；同時，不間斷地進行創作則讓他們的譯筆更加嫻熟并具個人風格。

魯迅：首先是翻譯家，其次才是作家

可能是魯迅的文學創作光輝太耀眼，以至于讓人們忘了他的翻譯。近些年來，魯迅的譯作開始受到重視。著名文學評論家孫郁曾撰文提出，“魯迅首先是翻譯家，其次才是作家，他用了大量的精力在翻譯上。”

據統計，魯迅共譯過14個國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種作品，早在日本留學期間，魯迅就注意到了俄國文學。他說：“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里，能看見被壓迫者的靈魂，心酸和掙扎。”魯迅譯了很多俄國、北歐、波蘭等反映民族解放運動和人民疾苦的作品，《死魂靈》《毀滅》《濁流》都是代表作。1909年，在魯迅和周作人合作譯印的《域外小說集》中，又譯了俄國作家安特來夫和迦爾洵的作品。此外，魯迅還譯了一些日文版科幻小說，如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的科幻作品。可以說，文學翻譯成為了魯迅激發其創作的一枚火種。

周作人：一位稱得上是大翻譯家的散文家

“春天是破曉的時候最好。漸漸發白的山頂，有點亮了起來，紫色的云彩微細的橫在那里，這是很有意思的。……秋天是傍晚最好。夕陽輝煌地照著，到了很接近了山邊的時候，烏鴉都要歸巢去了，三四只一切，兩三只一切急匆匆地飛去，這也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更有大雁排成行列飛去，隨后越看去變得越小了，也真是有趣。到了日沒以后，風的聲響以及蟲類的鳴聲，不消說也都是特別有意思的。”

日本平安時期的隨筆集經典《枕草子》中“四時的情趣”中文版經典段落，一直備受散文愛好者的鐘愛。他的譯者正是大散文家周作人。熟悉文學的人都知曉周作人的散文造詣，但他同時又是位稱得上是大翻譯家的散文家。周作人精通古希臘文、日文、英文等多種外文，追求直譯的風格，加上自己長年寫散文，譯作能自如地傳達原著的韻味，同時創造出質樸典雅的風格。

2012年，由學者止庵整理主編的《周作人譯文全集》出版，全書11卷，全面恢復了周作人的手稿，一代翻譯大家的原貌得以呈現。

豐子愷：最早譯出了“日本《紅樓夢》”的人

豐子愷是中國現代美術史上富有獨創風格的漫畫家，主要以漫畫作品立名。同時他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散文家。但較少人知道的是，豐子愷的對日本文學的翻譯成就。

豐子愷的翻譯涉及日、英、俄等多個語種，但他較有名的是最早將有“日本《紅樓夢》”之稱的《源氏物語》翻譯介紹到中國。日本平安時期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語》約成書于11世紀初，全書54回，前44回寫皇子光源氏與諸多女子間的感情糾葛，末10回則寫光源氏之子的故事。中國的日本文學翻譯者和研究家們，自20世紀20年代起多次提到《源氏物語》，但由于該作品卷帙浩繁、文字艱深，翻譯難度很大，一直無人問津。直到上世紀50年代，《源氏物語》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列入翻譯出版計劃，對日本古典文學有很高修養的豐子愷，被委以重任擔綱翻譯。

豐子愷的譯本參照了藤原定家的《源氏物語注釋》等6個注釋本和一些現代日文譯本。豐子愷早年留學日本時，曾熟讀《源》一書，據稱甚至可背誦《桐壺》一回，其對日本古文、中國古詩文、書畫、音樂、佛教等頗有研究，無疑為翻譯《源》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張愛玲：她是《老人與海》的第一個中譯者

“張迷們”都知道，張愛玲的外文水平達到了能直接閱讀英文版理科書籍的地步。但很少人知道，海明威最著名的作品《老人與海》，是由這位女作家第一個翻譯介紹到中國的。

在該書序言中，張愛玲寫道，“書中有許多句子貌似平淡，卻是充滿了生命的辛酸，我不知道青年的朋友們是否能夠體會到。”有研究者認為，張愛玲的翻譯與海明威的電報代碼式的語言，有著一種深層的默契與暗合。對此，目前《老人與海》在內地群眾基礎最深的版本譯者、翻譯家吳勞曾表示過不同的看法。吳勞在比較了《老人與海》所有的譯本之后認為，張愛玲只能說是第一個翻譯此書的人，但她的譯本絕對排不到“第一”，書中所譯硬傷和所謂小節上的偏差是不容回避的。

近年來，隨著對張愛玲研究的不斷加深，其譯著《老人與海》首次出版了中文簡體版。盡管，今天的人們對“張譯”的文學價值褒貶不一，但作為《老人與海》的譯者，海明威簡潔而準確的語言風格明顯影響了張愛玲后來的寫作。

查良錚：“以詩譯詩”與普希金相遇

“在西伯利亞的礦坑深處，請堅持你們高傲的容忍：這辛酸的勞苦并非徒然，你們崇高的理想不會落空。”這是詩人穆旦（查良錚）所譯普希金詩《寄西伯利亞》的前兩段。穆旦不僅有著傳奇的人生，在今天他已被普遍視為中國最為杰出的現代詩人之一，尤其是被視為一個充分體現了新詩對“現代性”的追求及其成就的詩人。同時，作為一名詩歌翻譯家的穆旦，被認為是“迄今為止中國詩歌翻譯史成就最大的一人。”他從俄語原文譯出了普希金的主要作品。包括九篇敘事詩，抒情詩502首及普希金代表作詩體長篇小說《歐根·奧涅金》。業內有種看法，譯詩最好是由詩人來譯。比如，《麗達與天鵝》的譯者裘小龍就談到過這種觀點。他說，譯詩比較特別，它要求在目標語言中讀起來也必須是首詩，要做到這一點不僅僅是在譯文中機械地押幾個韻就可以充數了。詩不在于說了什么，更在于怎樣說——怎樣把一種語言的感性、節奏甚至音樂感都盡可能地加以發掘、體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翻譯詩歌的人要會寫詩，而穆旦恰恰是最合適的人選。

楊絳：為譯好《堂吉訶德》決定學西班牙語

許多了解楊絳的人說，與小說和散文相比，其實她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翻譯。而她最重要的翻譯作品就是《堂吉訶德》。楊絳本就精通英語和法語，又在48歲時開始自學西班牙語。楊絳曾在一篇訪談中透露，錢鍾書最好的是英文，第二是法文，第三是德文，然后是意大利文，“而西班牙則是跟我學的”。

《楊絳全集》和《洗澡之后》的責任編輯胡真才，同時也是一位譯者。據胡真才回憶，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后，楊絳從清華大學調入文學研究所外文組，即后來的社科院外文所。自此，她便把閱讀和研究外國文學作品視為自己的畢生事業。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林默涵因讀過楊絳翻譯的法國流浪漢小說《吉爾·布拉斯》，對其譯筆大為贊賞，決定請楊先生翻譯《堂吉訶德》，并建議她可從英文或者法文版翻譯。

深愛塞萬提斯的楊絳，前后共找了五個版本的英法文譯本細細對比，覺得這五種譯本各有所長和欠缺，均不足以代表原作精神。要想忠實原作，須從原文翻譯。于是，她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為譯好《堂吉訶德》重頭學習。1959年，楊絳以近五旬的年紀開始了西班牙語的學習，每日堅持從不間斷。至1962年，她已能讀懂比較艱深的文章了。

趴在床頭的書桌上工作的日子，楊絳把一本本的字典攤滿在床。1976年秋冬十分，她終于譯完全書。次年搬入新居后，她又將全書通校一遍，于5月初將譯稿送交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3月，楊絳譯《堂吉訶德》問世。1978年6月，在西班牙國王卡洛斯訪問中國時，鄧小平將楊絳譯《堂吉訶德》作為國禮贈與西班牙貴賓。

>>記者手記

玩票也好，學習也好，名家名譯確實給國內文學出版界帶來了思考。記者在與法語文學翻譯家周克希的交談中得知，老牌文學雜志《外國文藝》曾專設過一個名為“作家譯壇”的欄目，上世紀80年代末，王安憶、王蒙等著名的中生代作家都當過一把翻譯的票友，在專欄中發表過翻譯作品。王安憶曾表示，“我們這一代是譯文的一代”。她認為，包括她在內的這一代作家是通過接觸外國一流作家的作品成長起來的，而接觸的其中一條途徑便是翻譯。

事實上，一些聞名于世的作家都有過從事文學翻譯的經歷。他們中的很多人，也是通過翻譯別國著名作家的作品來學習寫作，比如日本當紅小說家村上春樹。日本作家中，譯過外國文學作品的不在少數。然而，像村上春樹這樣譯作如此之多的，還是比較少見的。

村上春樹的文學翻譯始終伴隨著他的整個寫作歷程。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到目前為止，他已出版有雷蒙德．卡佛、費茨·杰拉德杰、楚門·卡波特、杰洛姆·戴維、J·D·塞林格、卡森·麥卡勒斯等著名作家的譯著70多部。

他曾自稱為雷蒙德·錢德勒的迷弟，把《漫長的告別》讀了足足12遍，每每寫作陷入困頓便打開此書。崇拜一個人，就要向全世界“安利”他，村上就是這么干的。2006年，他親自把該書譯成日文，并四處推薦錢德勒，在日本掀起讀錢德勒的熱潮。

可以說，村上對翻譯的熱愛，完全不亞于寫作。他曾說：“寫作與翻譯交替著做，就像吃了巧克力再吃仙貝，咸甜結合才不會膩。”

據他本人透露，在不太想寫小說的日子里，搞翻譯就成了村上春樹的日常。譯著譯著，有時又漸漸會產生回過頭來再寫小說的欲望。這種保持了30多年的習慣，已成了村上愉快的創作節奏。

“托翻譯之福，對我來說，幾乎沒為寫小說而呻吟的記憶”，他說。正是通過翻譯，才讓村上有所領悟：優秀的作家不僅存在，而且還在廣闊的世界不斷的誕生。對創作者而言，最恐怖的事就是在固步自封中慢慢沉下去。

作者：陳熙涵

編輯：陳熙涵

責任編輯：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