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工作，古已有之。由于地域的分割，各民族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不同的語言。個體而言，講不同語言的人交流思想，傳遞情感，需要翻譯；宏觀而言，宗教信仰的傳播，科學知識的普及，文學藝術的弘揚，不同文明的融合，都離不開翻譯。因此可以說，翻譯的歷史同人類語言的歷史一樣久遠，人類文明的進步史伴隨著一部波瀾壯闊的翻譯史。

隨著人類認知能力的提升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新知識、新現象以指數級的速度涌現。同時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持續加速，個人，社區，機構，企業，國家之間交流的頻率和強度前所未有。通過翻譯，我們可以把他國文明的成果傳入中國，從而了解他人的思想，學習借鑒其他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同時，我們也希望外國友人能了解中國，了解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分享中國人民的聰明才智。這一形勢對翻譯的數量和質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這種背景下，翻譯已然成為當今社會的熱門話題。學翻譯（技巧）、考翻譯（證書）、寫翻譯（教材）、談翻譯（理論）幾成時尚。至于用什么機制能夠培養出優秀的翻譯（包括口譯和筆譯）人才，翻譯教學的內在規律如何，方家們見仁見智，各抒己見，難獲共識。我想就翻譯的職業特點和譯者應具備的素質談一些個人淺見，權作引玉之磚，試矢之的。分析以英漢翻譯為例，但也能夠反映涉及其它語種的中外翻譯的一些共性。至于口譯和筆譯，雖然兩者手段有別，精粗不同，緩急各異，但基本原理是一樣的。

翻譯活動就其過程而言，是一個信息輸入，信息處理，信息輸出的過程，涉及對語言的理解、轉換、表達。翻譯工作者的第一個任務是充分理解原文，如果無法準確而完整地理解原文，翻譯就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根本無從談起。譯員對原文確切意思的掌握應當遠遠超過一般讀者。只有在透徹理解原文的基礎上，才談得上翻譯技巧的應用。翻譯技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譯者對原文的理解是否準確無誤。

對于中譯英，由于中文是我們的母語，看懂聽懂一般并無大礙。但真正運用自如亦非易事。我們時常發現平時慣用的詞語在翻譯時往往需要仔細斟酌方解其確切含義。但總體而言，做中譯英時，理解原文的難度并不太大。至于英譯中，透徹理解原文就要求譯員具備極強的英語閱讀能力和聽力（對口譯而言），而這種能力的培養絕非朝夕之功，無法一蹴而就，只有通過長期砥礪方能逐漸練就。

一個人的知識學問是有限的，在翻譯時可能接觸到的事物卻是各式各樣，紛繁復雜的，對于自己理解不透的詞句、概念和事物，要虛心請教，請教師友，請教詞典，以至于請教作者本人（條件允許的話），力爭做到對原文的理解準確無誤。

根據本人 20 多年翻譯教學的經驗，學生凡是對原文理解準確到位的，譯文縱使稍顯別扭牽強，修改潤色并不十分困難；如果對原文一知半解，即使譯文生動流暢，修改也頗費周章；如果理解有誤還要望文生義，添油加醋，那就只能推倒重譯，否則譯猶不譯，甚至效果適得其反。

在透徹理解原文的基礎上，譯員的第二步工作是準確地再現原文的內在含義。就中譯英而言，這是對譯員英語口頭和書面表達能力的考驗，也是翻譯訓練的重點和難點。很難想象一個英語句子都寫不通順的人，可以做好中譯英，反之亦然。職業譯員既要勤學，更要勤練，通過反復操練提高自己的英語表達水平，力爭達到通順，流利，地道。這種訓練周期必長，無法速成，必須進之以猛，持之以恒，方見成效。

相對而言，英譯中在表達方面的難度較低，但如何用地道的漢語傳神地再現英語原文的內容同樣大有講究，絕非易事。可以說，英譯中的譯文質量同譯員的漢語表達水平息息相關。另外，翻譯策略的選擇取決于同文章體裁。科技文章重在精確，有時難免讀來稍顯別扭，但不宜為了追求流暢而過分靈活；文學翻譯本身就是一種再創作，要著眼于再現原作的形象，傳達原作的感情和意境。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翻譯是兩種語言的轉換，熟練掌握中文和英文是做好翻譯的必要條件。語言使用的熟練程度，本質上決定了翻譯水準的高低。實際工作中，除了語言水平以外，影響翻譯質量的因素很多，諸如對翻譯內容的熟悉程度，對異域文化的了解程度，翻譯策略選擇合適與否，譯者的工作態度和工作條件等等，不一而足。

語言是文化的產物，又是文化的載體，因此每一種語言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內涵。譯員以語言作為交流工具，傳遞文化信息。要真正熟練掌握一門語言，就必須了解該語言背后的文化，因此說學語言就是學文化，翻譯就是跨文化交流。優秀的譯員不僅能讀懂（聽懂）原文的字面含義，而且能領悟言外之意，聽懂弦外之音，并（在可能范圍內）進行文化等值轉換。要做到這一點，光憑嫻熟的語言技能是遠遠不夠的。譯員必須對中國文化和英美文化有相當的了解，包括它們的歷史、地理、宗教、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等，知其異同，這樣才能培養跨文化交流的意識和能力。

事實上，國際交往和對外宣傳中許多因翻譯造成的誤讀和誤解并非單純的語言問題，而是文化問題。隨著中國的綜合國力日趨強盛，我們愈有必要全面、客觀、真實地向世界展示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因此翻譯工作者從事的不是單純的文字翻譯，而是深層次的文化交流，這就要求譯員具備很高的綜合素質和交流技巧。

翻譯工作有它的特點和規律，不是任何學了外語的人都能勝任，也不是做了翻譯工作以后，就無論什么都能翻譯。譯員除了文字素養以外還必須了解他所譯的專業內容。現今職業譯員的翻譯內容涵蓋面很廣（少數特定部門的專職翻譯除外），各種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同領域或多或少都會有所涉及。我們當然不能指望翻譯從業人員通曉各行各業的所有知識，這種要求既無必要也不現實。但廣博的知識和短時間內主動獲取新知的能力對譯員而言卻是重要的職業素養和不可或缺的競爭優勢。

翻譯工作者可以說是雜家，應該興趣廣泛，博覽群書，勤于思考，善于比較，觀察敏銳，觸類旁通；職業譯員要在各個專業領域中擔當語言溝通的橋梁，平時必須有意識地盡可能拓寬自己的知識面，增加知識儲備，完善知識結構。同時翻譯工作者也要有自知之明，量力而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翻譯中遇到不懂的地方是難免的，辦法是多查多問，認真鉆研體會。最怕的是不求甚解或者自以為懂了、通了，其實理解錯了或理解得不深、不透、不準確，這樣硬翻、亂翻的結果只能是誤人誤己，貽笑大方。

翻譯時，譯員首先得領會用源語言表達的內容，然后用目的語進行復述，因此翻譯過程也是一個學習過程。其中語言是載體，內容是實質。翻譯工作者對書到用時方恨少的感受尤為深切。如果譯者自己對所翻譯的內容一知半解，似懂非懂，那就只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為避免出現這種情況，譯者必須時時留意，處處學習，既要注重平時積累，也要善于用時現學。譯員雖然無法做到各種學問樣樣精通，但對翻譯內容做到略懂和初通卻是起碼的要求，因為它關乎翻譯質量，也是職業精神的體現。翻譯工作既重要又辛苦。惟其如此，優秀的譯員應該愿意學習，勤于學習，善于學習，始終保持對新鮮事物的好奇心。

對于翻譯質量的評判，向來有各種標準，觀點迥異，莫衷一是。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翻譯既然不是自由創作，就必須忠于原文。一篇成功的譯作應該是對原作藝術的復制，具有與原作相同的感人效果。前輩學者王佐良先生曾提出“一切照原作”的翻譯思想，追求譯文“雅俗如之，深淺如之，口氣如之，文體如之”。雖然這是針對文學翻譯提出的標準，其實也闡明了翻譯中原文和譯文之間的本末關系。翻譯中的“信”，是指翻譯應該忠于原文的內容實質，而非拘泥于原文的語言形式。真正忠于原文的翻譯，必須既不增減或歪曲原文的含義，又對譯文巧于安排，行文地道，使讀者感到津津有味。

理論上講，譯作最好能和原作完全相同：內容相同，形式也相同，只是所用的語言不同。但這是一個不可能完全實現的理想。因為任何兩種語言之間總存在著差距，此有彼無或此無彼有的現象比比皆是。當內容和形式無法兼顧時，只能舍形式而取內容，絕不能以文害意。中世紀著名神學家、哲學家奧古斯汀（St. Augustine）提出“寧要內容精準，不要風格優雅”，也體現了翻譯應以忠實再現原文內容為第一要義的思想圭臬。

從研究角度看，翻譯活動遵循一定的規律，具有科學的元素；同時翻譯又有靈活性和不唯一性，需要譯員發揮想象力和創造力，因此包含藝術的成分，變化之妙存乎一心。翻譯理論對提高翻譯水平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但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翻譯技能的提升，終究還需要通過反復實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很多同學在學習翻譯時都有這樣的困惑。上課聽老師娓娓道來，頗有心得；翻譯技巧，了然于心。但自己動手（開口）實踐時，總是不得其門而入，感覺隔靴捎癢。這是因為多數翻譯課上老師傳授的是經驗和規律，而實際運用這些經驗和規律需要良好的語言基本功和文化素養作為基礎，譬如足夠大的詞匯量，良好的閱讀和寫作能力，出色的聽力和口語（對口譯而言）等等，這些能力的培養都需要長期系統的訓練，而不是聽幾門翻譯課就能解決問題的。所以說翻譯訓練是綜合能力的培養，是循序漸進，厚積薄發的過程；投機取巧，急功近利的做法都不足為訓，于事無補。練好基本功，擴大知識面方為正道，所謂熟能生巧。

翻譯是一種工作，通過辛勤勞動，可以提升技能，增長才干；翻譯是一門學問，通過悉心研究，可以掌握規律，開闊視野；因難見巧，翻譯也是一種享受，殫精竭慮、苦思冥想之后的頓悟和心得是對譯員最大的褒獎；一名之立，旬月躊躇，但讀者（聽眾）心領神會、豁然開朗的神情能帶給譯員最大的滿足，也是翻譯工作者篤學尚行，止于至善的不竭動力。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此言得之。

來源：上海交大新聞網

作者小傳

陶慶，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外國語學院副院長，翻譯系主任，主要從事英語教學、翻譯、國際交流等工作，是上海市精品課程英漢翻譯課程組成員；2006年主編出版《實用英漢漢英口譯教程》，獲上海交通大學優秀教材獎；2010年榮獲上海交通大學“燭光獎”一等獎；2016年獲上海市“育才獎”；2016年獲上海交大教學成果特等獎；2017年獲上海市教學成果一等獎；2018年獲上海交大“教書育人”一等獎，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

作為隨團翻譯多次出訪美國、英國、加拿大、荷蘭、挪威、德國、澳大利亞、瑞士、意大利、法國、保加利亞、捷克、匈牙利等國家，曾參與重要中央文獻英譯并受到國家主要領導人接見；累計會議口譯2500小時；在《哈佛商業評論》、《福布斯》、《科技英語學習》、Newsweek、Science 等期刊雜志上發表各類譯文150余萬字。

曾赴Columbia University, MIT, UC Berkeley, Stanford University, UCL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等大學學習考察。2000年至今多次擔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紐約州立大學、德克薩斯大學、加州大學、華盛頓大學、南加州大學、哈佛大學、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的課程口譯，內容涉及突破管理、組織行為學、傳媒經濟學、工程教育改革、電子商務、公司理財、運營與供應鏈管理、變革與危機管理、全球化與戰略發展、市場營銷、企業社會責任等。